在1992年10月19日召开的党的四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跃居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内的“第五号人物”。
对于朱镕基的“连跳三级”，其实早有传闻，当时党内外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专门给党中央写信表示坚决反对。
而朱镕基之所以能够顺利“入常”，和将他从地方上提拔至中央的邓小平同志有着很大的关系。
当时，面对党内外大大小小的反对声音，邓小平力排众议，说道：“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的领导干部，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一些同志如果能把偏见收起来，一大批好干部就在眼前。”
此时的朱镕基刚刚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年多，邓小平为何对他如此重视呢？我们先从上个世纪的上海开始讲起。
如何振兴上海？
1978年12月，在党的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定，并在第二年设立了四大经济特区。这些特区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极速壮大，深圳特区更是成为了全国瞩目的“急先锋”。
不过，和吸引了全国人民目光的深圳比起来，身为我国最大老工业基地和加工中心的上海，却显得过于“黯然失色”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上海一个市的财政收入就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1/6，其中的87%需要上缴国库。同时，上海日用工业品调拨量也占了全国的2/5，因此，当时的上海在我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然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逐渐放开对日用工业品和食品价格的控制，作为老工业城市的上海也涌现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基础设施落后、市政府“欠账”多、环境污染严重等。
当时的上海，哪怕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住房条件也不比普通市民好多少。除了市委书记、市长外，市领导们的住房连独立卫生设备都没有，副市长都要早起生炉子。
与此同时，在1980年时上海还成了全国著名的“五个倒数第一”。
第一：市区内平均每平方公里4.1万人，人口密度全国第一；
第二，市区建筑密度达到56%，人均拥有道路面积1.57平方米、人均绿化面积0.47平方米，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名倒数；
第三，市区内人均居住面积4.3平方米，即便如此，全市仍然有60%的居民连这4.3平方米的房子都没有，缺房户数量全国第一；
第四，上海平均每万辆汽车一年死亡人数42.5人，车祸事故全国第一；
第五，上海市因为环境污染严重，市区内癌症发病数全国第一。
上海向何处去？成为了当时上海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对上海的情况十分清楚，也从来没有放弃过上海，甚至曾在1986年10月提出过：“把上海建设成为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的要求。
问题是，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让上海“重振雄风”，回归当年的荣耀？
上海朱市长
1987年年底，原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调任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次年4月，他又正式当选为上海市长。
朱镕基走马上任后，几乎每天都能收到100多封上海市民给他的信件，在这些信件中，市民们要么是抱怨城市里到处都有粪便或者垃圾，要么是抱怨交通过于拥挤，住房过于紧张，生活的很困难。
老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朱镕基明白，不改变上海市干部群体中的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的不正风气，上海是发展不起来的。
因此，在朱镕基就任上海市长的第一次办公会议上，就专门对与会局以上干部作出了关于吃请受礼的8项规定，之后，他还专门向上海市内各区、县、以及市政府官员赠送了《官箴》中的一句话：“吏不畏我严，而畏我廉；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廉则威。”
为了让他们理解得更深刻，朱镕基还专门逐字逐句地对他们做了解释。
与此同时，朱镕基还专门将上海市监察局长吴德让找去，让他牢牢盯住上海市506名委、办、局领导干部，对他们严加监督，如果这个范围内的人员出现吃请受礼问题，凡举必查。
一旦查实情况属实，可直接对当事人发送《监察书》，要求当事人在规定时间内进行整改，吃请的，补交酒菜费，收礼的，将礼物退回去，同时，对当事人的行为登报曝光。
与此同时，朱镕基还听从吴德让的意见，通过宣传部门进行宣传，让广大人民群众也参与到了对上海干部的监督中来。
朱镕基不只对别人严格，对自己也很严格，他要求到基层检查工作时“一菜一汤”，他自己也严格遵守了这一规定，同时，他还给自己制定了“不受礼、不剪彩、不题词”的“三不戒律”。
朱镕基的大力反腐倡廉很快就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上海的社会风气为之一清。仅1988年一年，上海市就有29名委、办、局负责干部受到了处理。之后，朱镕基又罢免了两名贪污腐败的副县长，并将一名触犯刑法的市委候补委员送交给了司法机关。
针对官僚主义作风问题，朱镕基也进行了整顿。当时的上海本来没有多少外商，因为外商想在上海投资项目，从立项到成功要在上海各政府部门之间来回奔走很长时间，最起码要盖126个章。外资进不来，上海市没钱，自然也就发展不起来。
朱镕基为此专门于1988年6月成立了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他自己担任主任，副市长担任第一副主任，原来外资审批单“126个章”缩减成了“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
上海的希望在浦东
在严抓反腐倡廉的同时，朱镕基一直没有忘记上海人民关心的基础建设问题。针对浦西地区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的现状，朱镕基认为可以将工厂和市民迁去浦东。结果他的这个政策提出后，应者寥寥。
对此万分不解的朱镕基，专门下基层进行调研，发现上海市民之所以不愿意搬去浦东，主要原因就是浦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实在太差，不方便，工厂也因此不愿意搬过去。
针对这种情况，朱镕基和市委书记商议后，决定建设南浦、杨浦两座大桥及延安东路隧道，在浦西建设环城高架，推进浦东浦西一体化，为浦东将来的开发开放做好了前期准备工作。
其实，在朱镕基之前的上海市领导干部也知道开发浦东的重要性，还专门写过报告上报中央，并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开发浦东只是地方上的决策，中央只是将之视为提振上海经济的引擎，还未将之视为国家战略。
朱镕基认为浦东是将来上海的窗口，上海的希望，想要让上海重现辉煌，只有得到向深圳那样的扶持，才有希望。他在等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很快就到来了。
1990年1月27日的上海，罕见地下起了一场大雪，党和国家的第2任核心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春节。
大年初一，当朱镕基等上海市领导人来到邓小平的住所，准备给他拜年时，发现这位86岁的老人，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事情。
此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并不平常的1989年，在那一年，西方国家因为一些原因纷纷对我国实施经济制裁，国内经济遭到重创。同时，大量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短时间内丧失政权，政治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北边的老大哥自己也因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变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因此，国内部分民众对正在推进的改革开放事业出现了一些质疑。面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及时提出：“要把进一步开放的旗帜打出去!”
上海，就是他推行进一步开放的“王牌”。因此，当邓小平见到朱镕基等人后，开门见山地问对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让上海成为改革开放的“新旗帜”？
朱镕基知道，这就是自己等待已久的机会。趁机提出了“将浦东开发成深圳那样的经济特区”的建议。邓小平沉思良久后，说道：“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方面应该赶快给中央报。”
朱镕基听后虽然很高兴，但心里还是有些顾虑，于是说道：“开发建设的报告还不理想，不敢报。”邓小平知道朱镕基在顾虑什么，上海市委书记去了中央，朱镕基要“避嫌”，因此笑着说道：“不用怕，报嘛！”
在离开上海时，邓小平不无遗憾地对朱镕基说道：“我是赞成你们浦东开发的，你们搞晚了，搞晚了。”
回到北京后，邓小平专门和中央领导们开了个会，要他们多多关心上海的浦东开发。2月26日，上海方面正式提交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姚依林副总理亲自带领国务院特区办、财政部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去了上海，进行调研和论证，并提出了一些问题。
1990年6月2日，党中央正式批准了上海方面新提交的《关于开发浦东、开放浦东的请示》。
7个月后的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又一次前往了上海，在去住处的途中，邓小平听取了已经兼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汇报的关于浦东开发的情况。邓小平对浦东十分重视，告诉朱镕基：浦东的开发最起码晚了5年，如果能像当年的深圳那样，早几年开发的话，改革开放的形势一定比现在强。
16天后，邓小平在视察上海航天局新中华机器厂时，又专门跟朱镕基强调：当年确立的四大经济特区都是从地理条件上考虑的，比如深圳对香港、珠海对澳门，厦门对台湾。浦东就不一样了，面对的是太平洋，也是整个世界。
2月16日大年初四，邓小平在上海市领导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新锦江大酒店41层的旋转餐厅，透过玻璃看着窗外上海市中心的新面貌，邓小平再次跟朱镕基感慨道：“上海开发太晚了，要努力啊！”
朱镕基趁此机会跟邓小平提出了在浦东开发开放中“金融先行”的战略，邓小平对朱镕基的这个表态很感兴趣，说道：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如果把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中国想要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的就是你们上海，你们在这方面有优势。”
之后，邓小平告诉朱镕基：“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也更快一点。”
有了邓小平“三个一点”的指示，受到了莫大鼓舞的朱镕基决定加快改革步伐，并将1991年称之为“改革年”。
“救火队长”朱副总理
两次上海之行，朱镕基都给邓小平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朱镕基坚决拥护改革开放，提出的想法也很符合国家的现状，因此，邓小平产生了将朱镕基调入北京的想法。
1991年“两会”后，朱镕基正式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问题是此时浦东区的开发还在起步阶段，陆家嘴、金桥、外高桥等地的项目还没启动。原本按照浦东开发办公室主任杨昌基的估计，这三个项目最起码要20亿人民币，朱镕基当选副总理之前，曾答应先批给他3个亿。
如今朱镕基马上离开上海了，杨昌基心里不禁有些着急。正在此时，朱镕基突然将杨昌基找去说道：“先给少一点，马上启动需要多少钱？”
杨昌基也知道朱镕基即将去北京了，因此咬了咬牙说道：“9000万吧。”很明显，这么大的项目批9000万只能说是“杯水车薪”，朱镕基不放心的追问道：“9000万，能行吗？”杨昌基郑重地点了点头，说自己一定会筹够钱的。
朱镕看了杨昌基一会儿，拍了拍他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几天后，朱镕基正式离开上海去了北京。
事实上，朱镕基进京时，有一些人对此并不满意，因为朱镕基“刚硬”的性格，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再加上他刚刚当上上海市委书记才一年就调入北京，难免有人会出现情绪。
然而，邓小平对朱镕基却十分的支持。在邓小平心里，如今的中国政府，需要的是懂经济的干部，而朱镕基，就是一个懂经济的好干部。为此，邓小平打算推荐朱镕基“入常”。
关于“朱镕基进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件事情，党内外有很多人表达了反对意见，甚至专门给党中央写了反对信，有人在信中写道：“对于朱镕基同志，要多考察，注重实绩。”还有人表示：“要多多听取大家的意见，真要上来了，再下去就被动。”
虽然党内外对朱镕基“入常”一事议论纷纷，但邓小平的态度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当一位中央领导人将大家的意见告诉他时，邓小平沉思良久后告诉他：
“我们党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的领导干部。但高级干部中懂经济的不多，朱镕基就是一个真正懂经济的。一些同志应该把那些偏见给收起来，新的能献身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就在眼前。”
有了邓小平一锤定音，党内外针对朱镕基的议论大大减少了。1992年10月19日，朱镕基顺利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
事实上，朱镕基也并没有辜负邓小平的期望。1993年7月2日，65岁的朱镕基开始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此时的中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这一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长了14.7%。
“救火队长”朱镕基就任后不久，先后召开了8次会议讨论解决通胀问题的方法。在朱镕基看来，想要遏制这次因为经济过快增长而出现的通货膨胀，最主要的方法就是控制基本建设投资的过快增长。
想要遏制通货膨胀其实并不难，通过强力的财政、货币政策就可以解决，难的是如何在抑制通胀的同时，维护我国经济的正常发展速度，以及全社会的稳定。
朱镕基明白，遏制通货膨胀必须避免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不能以社会的稳定为代价，否则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会遭到严重的打击。
为此，朱镕基顶着巨大压力，没有选择全面紧缩，而是对低水平的重复建设进行从严管理，对能源、农业等部分进行扶持。同时，朱镕基还对金融秩序进行了强力整顿，成功实现了我国经济的软着陆。
朱镕基进入中央后干出的成绩，得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满意，说朱镕基是“一个难得的干才。”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同志逝世，次年，朱镕基当选为国务院总理。
历史证明，当初的浦东开发开放政策是绝对正确的，让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入了新的阶段，曾经逐渐走向没落的上海再次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了国际知名大城市。
如果说朱镕基是上个世纪末最引人瞩目 的“黑马”的话，那么一直支持他，将他带入中央的邓小平同志，又何尝不是一位“伯乐”呢？（甘肃质量信用网据快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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